成都高端網站建設—為貫徹落實《國務院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》要求，工業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12月4日向中國移動、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頒發了TD-LTE牌照，這也正式拉開了國內4G商用的序幕。
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高旭東教授在接受C114中國通信網采訪時表示，從TD-SCDMA產業鏈發展的歷程來看，電信運營企業的競爭優勢會越來越取決于創新和服務能力，而不是網絡技術本身。
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高旭東教授
“決策層不應該將發放不同的網絡制式牌照作為平衡市場格局的手段，而是應該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上，明確4G牌照政策，不遮掩、不猶豫、不觀望。 最理想的做法是只向三家電信運營商發放TD-LTE牌照，同時加大對TD-LTE產業鏈的系統性支持。”高旭東說。
技術中立是謬論
“技術中立”和“市場決定”一直是有些人在電信運營商網絡制式選擇上的主要說辭。但在高旭東看來，這是一種非常糊涂難以理解的論點。
“這并不是普遍真理，也不適用于所有行業；這也是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制約，如果完全奉行中立原則，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產業永遠都發展不起來。”從歷史上看， 在一個國家處于追趕階段時， 無論是德國、美國， 還是日本、韓國， 都不是堅持“技術中立”， 而是支持本國技術。高旭東說。
成都專業網站建設公司—高旭東還舉了兩個非常明顯的例子：美國對華為中興的安全調查以及設備禁入，歐盟甚至都直接提出要求我國政府保證歐洲企業在華市場份額。由此可見，真正需要思考的是，為什么需要“技術中立”和“市場決定”？“技術中立”和“市場決定”真能夠保證中國的利益嗎？“如果是這樣，美國、歐盟為什么不是在所有場合都堅持‘技術中立’和‘市場決定’？核心問題，還是各自的利益。”高旭東說。
研究表明，我國技術創新成效不大，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技術開發不出來，而是缺乏對本土技術的市場支持。這同日本、韓國經濟和技術追趕的經歷截然不同。他們的經驗表明，對于處于追趕過程中的國家而言，為本土企業、本土技術提供相當的市場保護，可能是成功追趕的必要條件。
日本汽車工業的崛起就是個鮮明的例子，到1980年之前，日本通過限制轎車進口保護本土企業，提升了本土企業的盈利和創新能力，最終成就了豐田、尼桑等日本汽車工業在全球的成功。可見，“開放市場不是提高本土企業競爭力的必要條件，市場保護也不是國內企業競爭力弱的根本原因。”
“TD-LTE作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4G國際標準，是個系統性創新，這在我國信息通信產業領域是絕無僅有的，更應該加大扶持力度。產業鏈環境窘迫的TD-SCDMA，在各方面的努力下，我們都能夠實現在今天的反超；產業鏈更為強壯和健康的TD-LTE，如果多方面舉措得力，肯定能實現與LTE-FDD平分天下。”
“我們呼吁，相關部門應該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上，系統考慮4G牌照的再發放，這不僅僅是技術和產業的問題，更關系到國家網絡和信息安全。”高旭東說，“以前談國家安全，主要講國防和軍事，但在互聯網、云計算、移動互聯網高度發展的今天，網絡和信息安全至關重要，而選擇TD-LTE更有利于解決這一點。”
加大系統性扶持
運營商作為4G牌照發放的核心利益相關者，在當前階段還是出現了較大的分歧。中國移動在非常積極地推動TD-LTE，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似乎更希望發展LTE-FDD。
“純粹從運營企業的角度來看，存在不同的訴求是可以理解的。”高旭東說，“因為我國在之前發放了三張不同的3G牌照，移動從TD-SCDMA升級到TD-LTE更加平滑，聯通從WCDMA升級到LTE FDD成本更低，而電信則是希望能夠借助LTE FDD擺脫之前的CDMA小眾技術的尷尬。”
“但站在國家利益高度上來看，三家運營商都只獲得TD-LTE牌照卻是最合理的選擇。”高旭東說，“因為從電信行業的發展來看，網絡技術本身已經不再是最核心的競爭優勢，企業的發展戰略、業務創新與服務能力才是最關鍵的。也就是說，三家都獲只獲得TD-LTE牌照，并不會損害電信聯通的競爭力。”
“電信和聯通在建設覆蓋全國的優良TD-LTE網絡過程中，或許需要支付額外的投資，而這兩家現有的盈利和投資能力并不是很足。這個時候，國家有義務給予必要的支持。”高旭東說。但他明確反對3G發牌時的行政平衡術，“直接從中國移動劃撥資金給其他運營商這種方式是不可取的。”
在他看來，三家運營商在都是TD-LTE網絡的情況下，主要是通過開展業務、特別是新業務進行競爭，而不是從網絡本身的差異性獲得優勢。這個時候，管理水平的高低、企業自身努力的大小、能力的高低，是更為根本的，這也可以更好體現市場競爭的本意。“只有在公平競爭中形成的平衡才是最終的平衡，通過拆分重組這樣的外力達成的平衡注定是短暫的。”
來源：C114中國通信網
